设计总负责人：杨明

建筑设计团队：汪孝安、杨明、刘海洋、俞楠、汪蕾、于汶卉、朱力元、郭睿、张一戈、高浩、成敏、黄哲轩、李智、顾鹏、徐晓磊、游猎，等等

摄影：邵峰

世博会博物馆（以下简称“世博博物馆”）位于上海世博园区浦西文化博览区内，西邻卢浦大桥，北靠龙华东路。作为首个获得大型国际组织正式授权的专题博物馆，建筑以“永恒的瞬间”作为世博会150多年历史的演绎主题，通过石材和铜铝复合板幕墙构成的“历史河谷”（外部公共展示空间）与通透升腾的玻璃体“欢庆之云”（多功能特展厅）的有机组合，形成丰富的室内外互动空间，重塑了街区环境，为上海增添了一处高品质的国际交流中心和城市公共客厅（图1、图2）。

2.总平面图

1 场地与形态结构

董斯静（以下简称“董”）：作为浦西文博区项目启动的先声，世博博物馆是如何去定义这种大型地块上的空间实践与城市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关系的？

杨明（以下简称“杨”）：目前的浦西文博区这块地，由于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控制性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是一块“城市飞地”，不确定性是它最大的特点。由于世博会建设的征用拆迁，周边的历史痕迹已经基本被抹平，并没有清晰的参照脉络，哪怕是和一路之隔的城市腹地也都不存在直接的文化关联。世博博物馆作为这个区域的第一个新建大型项目，当时是单独为它制定了一套规划指标。也因为如此，某种程度上讲它的建设更多是面向未来的，要起到一个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借用库哈斯“动态文脉”的概念来说，这个项目就是在开创一个文脉，去全新地定义这个区域未来的公共空间走向。因此，对我们来说首要是做好“公共性”的呈现，因为世博会本身就是一系列具有“公共性”内涵的超级城市事件。

现在的博物馆从北到南布置了内部管理、核心展区、公共服务三大主体功能，我们希望建筑可以与整个文博区的场地特征发生关系，最好是从建筑西侧卢浦大桥开始一直延伸到南浦大桥的整个东西轴向都是贯通的，这样城市人流就可以在博物馆地块的“欢乐街区”中穿来穿去。实际总体布局时，由于整个片区的规划尚未确定，再加上博物馆展区面积的最大化要求，使得我们无法过多透支建筑的首层面积，因此后来我们撤掉了西侧的城市贯通口，但仍维持了东侧开敞，将之作为引导城市人流的主向和展示建筑面貌的仪式性入口。

董：就场地周边要素来说，在现场可以直接感受到卢浦大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存在，它在整个设计中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对整个设计走向有怎样的影响？

杨：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卢浦大桥只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城市图像，并不直接参与建筑形体、功能、流线的塑造。我们对它的态度首先是通过控制建筑的高度以及与大桥平行方向上的形体起伏，保证人从城市环境远眺卢浦大桥的时候，建筑不会对它产生竖向上的视线干扰。而更主动的方面，则是将大桥及周边环境当做建筑的外延景观要素，使博物馆内的人群无论从建筑南侧的国家展览局办公室、咖啡厅、餐厅还是从面向大桥侧的公共平台、屋顶花园，都能够看到卢浦大桥以及黄浦江对面的世博文化中心、世博轴等建筑。它们与世博博物馆的视觉互动，构成了城市级的主题对景，将世博博物馆所定义的室外展场连贯地拓展到了夹江两岸（图3）。

3. 从屋顶花园看黄浦江

董：建筑沿街外立面与“河谷”内立面的材料区分、建筑的切角处理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某种形体操作的痕迹、一种“切削”动作的发生，似乎整个博物馆是一块整石，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独石（monolithic）建筑”这样一个西方建筑学里的设计理念，在您的设计中是否产生影响？

杨：在最初参加2012年3月的国际招标时，我们希望把一些碎片化的素材，包括与世博会历史相关的不同材料、不同信息、不同文字，并置地组织在建筑中，以便表达出“欢乐街区”的理念，建筑形体较之深化后的建造方案更为柔和随意。在我们的设想中，世博博物馆建筑更像是一块“多孔的奶酪”（图9）。它会有很多不同尺度的展示空间，而在每个展示空间之后，还会有一些散落的、有阳光进入的交流空间。考虑到需要对这些多样的空间进行有序组织，同时还要对参观人群进行识别性引导，我们希望建筑的形体和用材尽量单一、纯粹。

9. 中标方案图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世博博物馆显然并不具备“monolithic”的概念要素。类型学意义上的独石建筑具有外形逻辑单一、先验的特点，后续植入的内部功能空间可能并不与外形发生关联。世博博物馆的形体生成逻辑则仍然遵循着由内而外的建构导向，尽管在“历史河谷”这样的代称出现后我们对建筑表皮做了一些偏重意象表述的手法处理，使外形具有了“切削”的痕迹，但整体而言并没有给予预先设定的形态指向，基本只是依托着建筑内外部使用空间的组合关系渐次形成外表皮轮廓，并参照表面材料拼接模数略作整理（图4、图8）。

4. 南入口

8. 非独石建筑的形态生成逻辑

2 场景体验与空间组织

董：云厅覆盖下的半室外广场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外，似乎还给人以某种节庆广场的仪式感，能够引发相关的行为，这种诉诸感受的场景体验是相当有意义的，您在这个广场的设计上是如何把控的？

杨：的确，由于是进入博物馆的主要人流集散广场，这个由云厅覆盖的室外空间在设计上确实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和对世博会主题的联想动机（玻璃和钢构成的异形云厅是对第一届世博会水晶宫展馆的致敬）。而它的实用功能则在一定程度上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馆的设计理念有关，算是一种传承。当时，园区要求每座场馆的室外都要设计不小于500 m2有遮挡的排队空间，以应对夏季的炎热天气和降雨，而世博博物馆入口广场里出现的悬浮云厅对于下面的排队人流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有烈日和细雨的时候，等候入馆的人群可以被有效遮蔽，广场空间体现出一种安定的抚慰感，可以缓解人们的焦虑（图5）。

5. 入口广场

6.地面层平面图

7. +6 m标高平面图

10.+12 m标高平面图

11. +16.5 m标高平面图

12. +21 m标高平面图

13. +24 m标高平面图

当人们在这个半室外广场中活动，头顶上有连续的玻璃体覆盖并伴有光影倒映的动态变化时，视觉感受无疑是微妙且强烈的。项目施工过程中有一天下雨，中间广场还没有铺面层，积了水，我发现积水在底下映现上面云厅时所产生的空间体验非常奇妙，这些体验的丰富性有些超过了设计的预期，但并没有干扰到我们设想将广场打造成一个礼仪性空间。我们策划了一条吉祥物大道（作为一个室外展陈项目还未落实）（图15），它从建筑南侧的绿地开始，引导人流从南立面的豁口向北上行，最后从这个半室外广场南侧的大台阶下来，以一棵“未来之树”大型雕塑结尾，形成对“一切始于世博会”主题的呼应和提升。以此为背景，在广场西侧的巨大实体墙面前就形成了一个净高超过18 m的表演舞台，它朝向东面，上覆云厅，可以被四周不同标高平台、通道上的人群观看。作为配套保障，我们还在云厅的下面预留了吊钩和电源，用来配合活动悬吊灯光和其他布景设施。

15. 吉祥物大道

董：博物馆外部的“历史河谷”空间，从平面上看是一个纵深很长的空间，而且路径也比较丰富，当中会出现一些分岔的“歧路”，具体是如何展开设计的？

杨：这个有些复杂的室外深长空间产生于两个需求，一个是业主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室内外展陈空间，另一个是为不同标高的室内展厅提供室外疏散场地。它的组织成形过程可以说是“觉悟”式的。在几个月的建筑整体深化过程中，我们逐渐把这个空间从最初被动地配合室内展陈空间的功能关系组织，转化为主动地进行空间叙事，形成独立的漫游体系。其中由悬浮的云厅所确定的竖向关联为这一水平向延展的空间建立了视线和人流的立体“歧路”，并进而引发出一种异质环境下与“中式园林”体验意趣相近的空间映射（图14，图16~图18）。

14. “河谷”内景

16. +12 m标高室外庭院

18. +18 m标高室外庭院

17. +24 m标高室外庭院

其实与“中式园林”产生关系最初并非是我们的一种自觉，而是当这些基于几条不同观展体验流线的室外空间同时出现，并需要将它们组织在同一个室内外流线体系中时，我们觉察到这一体系的空间复杂性有可能使其中的人群进入一种更丰富的、近似游园的室外体验。“中式园林”里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散点透视”，而这些散点的形成需要被引导性地进行设定。你的视线可以同时看到不同的引导点，然后沿着某种通畅但不一定直接的路径到达它。而在到达它或经由它继续探索的过程中，又会有一些以不需走回头路为特点的“歧路”来帮助你在不同的引导点之间互视穿越，从而形成一种清晰但无止境的画意。在世博博物馆深长的“历史河谷”空间中，这些视线是由各个室外功能平台、疏散通道和支撑云厅的三根云柱共同引导的。其中三根云柱内部各有功能，可供内外互视，在空中纵深向又逐渐舒展连成一体，通过与周边形体的不同交接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视觉张力。作为关键的“歧路”，云柱不仅控制着视线的对景点，对在“历史河谷”中游走的人群起着空间段落情节上的引导作用，还从尺度上削弱了深长空间的整体狭窄感（图19）。

19. 异质环境下的中式园林体验

22.23. 剖面

董：博物馆内部常展厅的行进路线很有意思，是一个先不断向上行进到最高展厅后又不断向下折返到入口大厅的过程，相邻展厅之间不断会有一个高差存在，这种不同标高的处理和展馆高度是有关的吗？

杨：是的。因为世博博物馆展品内容对展馆净高的要求最低是6 m，最高有10 m，我们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为了避免行进中总是忽上忽下地行走，就采用了先持续向上再整体折返向下的行进序列，做到既获得比较集约高效的流线，又不会打断观展体验的连续性。

在设计初期展陈方案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设想的是展馆采用传统的并联方式，希望能够在博物馆内部的公共空间以及展厅与展厅之间的空间做些建筑师喜欢的空间穿插变化。但是2016年最终确定的展陈方案是以时间为序的设定，需要以黑盒子串联的方式组织展厅空间。当这个要求出现以后，我们既要考虑使人群在里面走得不能平直枯燥，又不能让展厅之间的变化过于突兀，同时还要解决高大空间内自动扶梯会导致的展厅面积损失的问题。最终，在平衡了消防疏散、库房运输、设备安装等诸多相互制约的因素后，我们选取3 m作为展厅的高差模数，不同展馆依次在6 m、9 m、12 m、18 m、21 m、24 m等不同标高处展开（图21）。这样的做法有效地节省了很多室内面积，但也加大了后期施工的难度，因为所有的楼板都在变化，就使得各个不同标高处的钢结构收边交接复杂纷呈，每处不同。

21. 展厅内部通道

3 材料与建造

董：在建造材料的选择和具体的呈现方式上是如何考虑的？建筑立面材料上的划分跟人是有关联的吗？

杨：有关联。我们在为世博博物馆提出“永恒的瞬间”设计理念后，选材上最首要的考虑就是材料要能表达时间。对于建筑主体的沿街道外表面，我们选择了砂岩类的米白色石材，它能在城市尺度上呈现出一种沉静的、带有永恒感的气质；而建筑的“河谷”内表面作为对比侧，我们几经讨论最后为它选择了铜，主要是因为铜材料对时间很敏感，会基于氧化而引起色深变化。由于之前没有在这么大的室外面积上使用紫铜材料的案例，因此对完成后效果的预想更多是颜色上的。实际情况是，上墙后的铜板表面氧化速度完全在预控范围内，反倒是这种材料在自然天光下产生变化的丰富程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即使在完全的阴天和漫射光下，它也会呈现出非常迷人的影调变化，无形中将设计对时间的表达从年月细化到了时分。可以说，这是世博博物馆设计中最让我们得意的收获。

在材料的基础上，如你所说，我们确实考虑了建筑外观立面和人的关系，主要是在板块的尺度划分上。对于具有如此大的体量同时又使用了比较单一材料的公共建筑来说，肯定要有一个从城市尺度到人体尺度上的视觉消解过程，不然会使人产生超尺度的压力感和疏离感。我们用楼层的3 m模数作为大尺度参照，以与人体高度相当的1.5 m作为“河谷”内表面板块竖向尺寸的分解基准，形成1.125 m、0.75 m、0.375 m几种不同的模数尺寸，使近观感受足够亲切。同时，为了既尽量减少板块尺寸种类又满足视觉上对随机拼接感的要求，设计经过反复试验，确定了七种不同尺寸的基本板块，并在横向上以7 m左右作为板材组合的最小重复拼接限度。在这种尺度的重复性设定下，藉由建筑外观形体边界轮廓的多样性，拼接的重复规律就无法被参观者一眼感知了（图24）。

24. 立面肌理

董：云厅的形式生成逻辑是什么？在方案阶段与后期深化阶段云厅的形态变化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云厅在原本的投标方案中是作为建筑入口的交通序厅存在的。方案中标以后，专家组的意见是基于它的形体个性，是否可以尝试让它变成整个建筑中的一个控制性体量，使世博博物馆建筑更整体化，也更有向上升腾的力量，同时适当弱化用不同材质、不同历史片段进行组合的概念，尽量维持统一形体。现在的云厅是一个多功能的临展活动空间，这个功能其实是在后期方案调整过程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业主也觉得非常好（图20）。

20. 多功能特展厅

在世博博物馆的形态体系中，我们希望悬浮的云厅是一个纯粹的、透明的、和城市有关联的空间。由于位于下方的建筑主体部分都是棱角比较硬的体块，所以对于三根支撑的云柱，我们也采用平面六边形从底部开始生成，在生成的过程中伴随了一些有规则的扭转动作。早期设计的云厅顶部檐口轮廓也是折边形态的，但是后来经过比选我们认为一个柔和的边界轮廓会和城市的关系更好就做了调整（包括和卢浦大桥的关系）。同样，云厅的顶部檐口标高原本南北端是一样的，但现在南边比北边要高2 m，这完全是因为在分析室内看向黄浦江对面的视线时，发现如果南端不抬高2 m（北侧如同时抬高则会有无法连通主体建筑的风险），它就会被建筑主体南端女儿墙挡住使人看不到江的北沿了。这样非常细碎的推导、调适过程持续了很久，其中外表皮包裹面基于三角形基础面进行数字拟合找形就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从云厅深化设计的全过程看，它的生成逻辑基础仍然是使用功能，形式结果只是基于不同功能限定的一种创造性呈现，具有蛮多偶然性的。

4 公共性与公共性质量评价

董：之前您一直提到博物馆的“公共性”这个话题，您对“公共性”概念，包括公共建筑的“公共性”，是如何理解的？

杨：“公共性”这个观念是我从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起就一直关注的议题，也和上海最近十年的城市发展导向相关，它的核心在于增加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度。对应到建筑环境上，我的理解是，公共建筑有义务呈现出以公众行为支持为目标的积极空间应对，形成某种可称之为“善意空间”的建成环境。所谓“善意”，指的是空间能够代表公众公平，“童叟无欺”，同时又能关注到多样的个体差异，为生活提供细节关照。一个大型公共建筑的“公共性”质量首先体现在公众能够平等参与，不分阶层和预设动机；此外还要有充分的自由交流空间，能显示出具有公共行为激发力的场所精神。我认为建筑汇聚的人多并不能说明它的“公共性”质量就好，摩肩接踵也可能同时形同陌路。质量的标准取决于公众交往活动发生的频度、正义性以及围绕话题的交往能否持续引起人们关于话题的延伸思考和行动。在日益均权化的艺术和媒体传播领域，个体是否能够有效地释放公众影响力已经是评价相关方面公共性价值的主流标尺，而目前建筑设计领域还没有系统的理论能明析所谓建筑环境的公共性质量及其评价标准问题。

董：在这个项目中，设计采用了何种策略去触碰这种公共性？又是如何平衡博物馆在历史文化展示与市民公共活动、权力阶级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的？

杨：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对“公共性”的价值判定和设计应对是逐渐澄清的，最终采取的策略是主动提出思考话题，同时为话题探讨预设可能的实体空间。世博博物馆是一个基于超级公众事件的专项博物馆，很多来这里的人都有心理预期。我们提出的话题是关于欢聚和时间，它融合了历史想象和个人的情绪记忆。当一个场所能够顺应和配合这样的动机，那么它的空间就会被相应的公众行为填满，场所精神以及围绕话题的行为就不会是空洞的。具体到设计的介入方式，主要的手段就是将空间“场景化”。悬浮的云厅是一种场景，底下的广场又是另外一种场景，整个6 000多平方米的室外空间构成了一连串场景序列，共同为某些公众交流事件的发生提供可能性。这一点，也很像“中式园林”中的设定：在各条探索路径中预先提示了意义线索，而游人则通过各自不同的亲历体验最终完善了场所意义（图25）。

25. 小朋友在云厅下画海宝

总的来说，在世博博物馆这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对提升“公共性”质量的设计反馈还不能做到非常地敏感自觉。但是思考过程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进行空间组织时，当你能够洞察权力的基本运行规则和公众的基本行为规则时，还是完全可以通过设计来进行有序的引导，让一些更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在其中发生。

本文精选于《时代建筑》2018年第3期 环境调控与建筑设计，董斯静 杨明《公共性视角下的空间实践：关于世博会博物馆设计的访谈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作者简介：董斯静，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杨明，男，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建筑师、建筑创作所 所长

本文精选于《时代建筑》2018年第3期 环境调控与建筑设计，董斯静 杨明《公共性视角下的空间实践：关于世博会博物馆设计的访谈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作者简介：董斯静，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杨明，男，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建筑师、建筑创作所 所长

[4] 张姿、章明、王瑶. 自然之灵: 四川山区老杨家农舍改造 [J]. 时代建筑，2018（3）：78-87.

[5] 董斯静、杨明. 公共性视角下的空间实践: 关于世博会博物馆设计的访谈 [J]. 时代建筑，2018（3）：88-95.

[6] 蔡永洁.“非建筑”的设计策略: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中人与自然的一次审慎对话 [J]. 时代建筑，2018（3）：96-101.

[7] 刘姝婷. 云中图书馆: 北京万科翡翠书院天空图书馆 [J]. 时代建筑，2018（3）：102-105.

[8] 吴长福、张尚武、汤朔宁、谢振宇. 责任于心，专业至上：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策划与整体方案设计项目实践回溯[J]. 时代建筑，2018（3）：121-127.

[9] 周俭. 灾后重建规划与设计集成方法实践“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十年回顾.[J]. 时代建筑，2018（3）：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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